文章标题
谈一些马克思主义与性少数解放的问题
1.问题的提出
自从“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一历史性转折点以来，女性被纳入了男性主导的父权制结构，成为丈夫的附属。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家庭，作为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贯穿了奴隶制、封建制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在这一体系下，性少数群体也与女性一道，成为私有制社会中的被压迫者。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与压迫、推翻旧制度的思想武器，其核心目标之一即是实现彻底的社会解放，包括性别的解放。然而，在性少数问题上，左翼内部长期存在分歧，部分立场甚至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有人将性少数群体简单归类为“小资产阶级”，由此否定其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即便在承认性少数受压迫地位的立场中，也常出现一种文化主义的解释路径，将性少数的压迫归咎于“思想保守”或“社会偏见”等上层建筑因素，而忽视其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结构性矛盾。
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遮蔽了问题的根本。性少数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中遭受系统性压迫，根源不在于道德或意识形态的滞后，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依赖于异性恋、父权制家庭作为其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基础结构。这一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对非规范性性／性别身份的排斥与边缘化，从而构成了性少数群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深层对立。
因此，性少数群体的彻底解放，不能寄希望于资本主义框架内所谓“文化进步”的渐进改良，而必须通过与无产阶级共同斗争，参与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性少数的解放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普遍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
2.资本主义与性少数身份的建构
性少数的存在，与人类自身的历史同样久远。在原始文明中，许多社会都普遍存在“第三性别”的概念。例如，在底比斯附近出土的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至前1800年的陶器碎片中，描绘了三种不同的性别形象：男性、女性与被称为“sekhet”的第三性别。十八世纪的西班牙探险家也曾记录，在加利福尼亚的原住民中，“存在一类印第安男性，无论是在此地还是更深的内陆，他们穿着女性的服饰，拥有女性的性格”，并指出这些人“以通奸为生”，且“备受尊重”。中国古代史书《史记·魏世家》亦记载：“十三年，张仪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这是对跨性别现象的一种早期记录。
然而，性少数作为一个具有明确身份意识、并以自觉的社会群体形式出现的现象，却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如古希腊、罗马或中世纪欧洲，虽然存在同性性行为（如古希腊的“男童爱”），但这种行为通常被视为一种特定的“行为”而非“身份”——也就是说，“同性恋”并非被构建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化的认同类别。
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扩大的社会化大生产，才为性少数群体提供了形成身份认同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空间。如《隐藏的历史》一书中所指出:
"我们所说的‘同性恋’（就其作为一种身份认同而言），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社会中，并不被理解为一组统一的行为，更不被视为界定特定人群的品质。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被卷入一套特定的社会角色与态度，而这些角色和态度是与特定的社会形式——即现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
因此，性少数群体的形成并非自然的“本质性”发展过程，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建构过程。
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性与基于个人欲望的亲密关系模式。这一变迁标志着对封建社会中由宗教与等级权力所主导的包办婚姻制度的历史性突破。在封建社会中，家庭不仅是生殖单位，更是生产单位。例如中国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男耕女织”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欧洲14世纪以来形成的庄园制经济结构，均将家庭置于基本生产结构的核心。在这样的体系下，个人的社会活动往往被限制在家庭与土地周围的狭小空间之内。
与此同时，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包括赋役制度、地租制度等形式，使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这种结构不仅限制了人的空间流动，也抑制了信息交流与社会联系的发展，从而阻碍了个体意识的形成与表达。
然而，自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西欧和北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心空间，雇佣劳动日益普遍，社会化大生产迅速发展，家庭与工作的分离日益明显。个人不再依附于家族土地或家庭手工业，而是依靠出售劳动力在工厂或商业机构中谋生。这一变迁导致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涌入城市，成为现代无产阶级。
在工业城市中，由于人口的高度流动性与城市结构对传统道德控制的削弱，个体开始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空间与身份探索的可能性。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个人被重塑为独立的经济与社会单位，个性与个人选择被制度化地赋予正当性。这一历史条件为性少数，特别是LGBT身份的社会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空间。
工业化的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工人脱离传统家庭结构，迁入城市并以工资劳动为生，从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这种社会变迁为非传统的性关系，特别是同性关系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土壤。在城市这一匿名性更强、社会控制相对较弱的空间中，性少数群体得以更自由地探索自身的情感与欲望。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的一些主要工业城市，如伦敦、柏林、巴黎和纽约，逐渐形成了以同性恋者为主体的社群与亚文化网络。同性恋酒吧、俱乐部、舞会和私人聚会等空间陆续出现，使得性少数者可以彼此聚集、交流经验，并在实践中塑造出一种初步的群体认同。这些都市空间不仅为个体提供了生存与社交的可能，也为性少数身份的政治化和组织化奠定了现实基础。
3.性少数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尽管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在无意中为性少数身份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条件，但随着这一身份的逐步确立与群体规模的扩大，性少数群体所体现出的非规范性与“异质性”逐渐引起了资产阶级的警惕与敌意。性少数群体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凸显，其不可调和的对抗性本质开始显现出来。
要考察性少数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考察父权制家庭和女性受压迫的起源。
在这一矛盾的根源中，父权家庭作为私有制社会的基本单位，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种家庭结构中，男性被置于统治地位，相当于家庭中的“资产阶级”，而女性则沦为“无产阶级”，从属于男性。男性掌握家庭财富与生产资料，承担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而女性则被束缚于无偿的家务劳动——这是由性别分工所强制维系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分工和私有财产是相同的表述：一个是对活动的肯定，另一个是对活动产品的肯定。”（《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私有制条件下，家务劳动被界定为“私人劳动”而非“社会劳动”，女性因此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从经济地位上依附于男性。这种依附关系正是女性被压迫的物质基础。奥古斯特·倍倍尔也明确指出：“一切社会的从属和压迫，其根源皆在于被压迫者在经济上的从属。”（《妇女与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为了维持其稳定统治，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实现物质生产的持续运作，还必须完成其自身的再生产。这一再生产既包括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也包括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及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尤其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对资本主义的延续至关重要。
尽管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传统的父权家庭结构，但由于维持生产体系对大量、持续的劳动力供给的需求，资本主义仍保留了父权制家庭的某些核心要素，并将其转化为“核心家庭”的形式。在这种核心家庭结构中，尽管女性已广泛参与社会劳动，但其在家庭中的角色依旧被限制为“母亲”与“照料者”。她们仍承担着生育和抚养子女的主要责任，由此构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劳动力的基本单元。
这一机制的关键之处在于，资本主义通过将育儿和家庭照护的责任私人化，将成本转嫁给家庭，尤其是女性个体，从而实现了劳动力的“无成本再生产”。家庭妇女并不直接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她的“无形”劳动价值被资产阶级所占有，并通过她在家庭中的角色为资产阶级带来利益，这就要求她购买食物、衣服等，做饭，维护家庭，照顾家庭，包括各种情感和心理需求，如化解丈夫因工作剥削而产生的愤怒。
性少数的存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神化的核心家庭结构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在资本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异性恋婚姻不仅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更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核心机制。而性少数群体，尤其是同性伴侣关系，天然地对这种以性别不平等和生育功能为基础的家庭结构提出了质疑。
在许多同性恋家庭中，由于通常不存在生育后代的需求，伴侣双方更可能平等地参与社会劳动和经济活动。同时，由于缺乏传统“男女之别”的性别角色划分，同性伴侣之间往往更倾向于平等分担家务劳动和情感劳动，从而消解了传统家庭中的性别分工。这种关系形式本身就否定了将亲密关系建立在性别差异和生理特征基础上的“自然性”假设。
同性家庭的这种结构性特征，不仅削弱了资本主义“以性别划分”为基础的社会控制逻辑，也动摇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经济基础。正因为性少数家庭大多缺乏进行劳动力生育的条件，它们无法为资产阶级提供无需补偿的新劳动力，从而不符合资本增值的需求。这使得性少数的家庭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间，产生了根本性、结构性的矛盾。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资本主义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危机愈加严峻，性少数群体与既有制度的矛盾也因此日益尖锐哦。面对这一局面，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女性与性少数展开了同步打压。
一方面，政府试图将女性重新塑造成“生育与家庭责任的承担者”。三孩政策出台后，官方宣传不断强化“女性生育义务”，通过各类渠道渗透“多子多福”、“女性天职”等观念。例如，河南、湖南等地的宣传标语强调“生娃是家事，更是国事”或“妇女是民族未来的希望”；同时，社交媒体上女权主义的声音被大规模打压，意在将女性重新限回家庭领域。
另一方面，对性少数群体的迫害更显野蛮与系统化。所谓“戒网瘾学校”和“扭转机构”在全国各地大兴，动辄以暴力手段试图“纠正”性取向与性别认同；更有甚者，将性少数贴上“精神病”标签，关押于精神病院。与此同时，官方利用社交媒体审查机制封杀性少数的组织和声音——如2021年7月，多所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的 LGBTQ+ 学生社团公众号被集体封禁；早在2018年，广州致力于反歧视与艾滋病防治的“同语”机构亦被迫关闭。
这种双重攻势，既企图通过强化父权制家庭再生产劳动力，也通过抹杀性少数的社会空间来维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逻辑。对女性和性少数的系统性压迫，不仅是对个体自由的粗暴践踏，也昭示了资本主义在劳动力短缺危机中，对个人自由的深刻敌视。
约翰·德埃米利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指出：
“一方面，资本主义不断削弱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使个人能够独立于家庭之外生活，进而促进了同性恋身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推动男女进入家庭,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完成后代的繁衍。”
由此可见，性少数群体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冲突，决非简单的“文化进步”与“保守抵制”之争，而是性少数的存在实质性地威胁了资本主义赖以再生产劳动力的核心家庭结构，挑战了私有制社会中千百年来维系“婚姻双方不平等”的制度。这种结构性威胁，使得资产阶级对性少数的压迫，绝不仅是出于“思想保守”的偏见，更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与剥削逻辑——一种具有鲜明阶级意识、旨在捍卫自身物质利益的有意行为。
4.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在资本主义国家，性少数群体长期遭受系统性暴力镇压与法律迫害。20世纪初的英国将同性恋定性为犯罪，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便是数学家艾伦·图灵：他因同性恋行为被判刑，并被强制接受化学阉割。纳粹德国更将同性恋及跨性别者视为“不道德”与“堕落”的标志，数千人被投入集中营。尽管战后德国逐步废除了纳粹法律，但直到1970年代，西德才最终废除针对同性恋的刑事禁令。
1950年代的美国，更在麦卡锡主义高峰期，将同性恋与共产主义并列视为“对美式生活方式的威胁”。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公开宣称，同性恋和共产主义像疾病与瘟疫一般，需要隔离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正如历史学家乔治·昌西所言，“同性恋的幽灵，如同共产主义幽灵一般，在冷战时期的美国上空游荡”，不断被妖魔化为渗透与颠覆的工具。
然而，压迫必然引发反抗。纽约格林尼治村的石墙酒吧（Stonewall Inn）长期成为警察骚扰与逮捕的重点目标。1969年6月28日凌晨，当警方再次突袭时，顾客不再被动忍受，而是奋起反抗，这场冲突迅速演变为大规模街头暴动。抗议者不仅反对警察的暴行，更要对抗整个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系统性歧视。此后，石墙暴动被视为现代LGBTQ+权利运动的起点，1970年6月28日，纽约举行了首届“骄傲游行”（Pride Parade），以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除此之外，性少数群体也积极投身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例如在1969年美国五一反战示威中，便有组织的同性恋队伍参与反战与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
现如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性少数的部分权利——例如合法化同性婚姻、允许跨性别者更改身份证件性别等。但这并非资产阶级出于大老爷式的“恩赐”，而是性少数群体历经长期流血斗争的成果。以英国为例，20世纪70至90年代，跨性别者通过法律诉讼、街头抗议和社区动员，不断向官方施压；直至2004年，《性别承认法》的通过才正式赋予跨性别者合法更改性别身份的权利，成为欧洲最早承认此类权益的立法之一。
然而，资本主义对性少数的“让步”往往停留在象征性层面。6月，耐克、星巴克、可口可乐等大企业有时会推出“LGBTQ+友好”商品；可在其内部，性少数员工仍未获得实质性福利提升，职场歧视和限制依旧存在。迪士尼公开宣称支持LGBTQ+，却被曝向佛罗里达“别谈同性恋”法案支持者捐款——这一法案禁止校园内讨论性少数话题，令人唏嘘。
即便在政治层面看似进步的美国，实际状况也令人生疑。2021年，拜登政府恢复了跨性别者的参军权，却未同步推出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当下，美国跨性别者的贫困率高达29%，远超普通人群，失业、医疗歧视和无家可归等问题依旧严峻。显然，帝国主义者对性少数的关注，更多是出于“可利用性”——能否为帝国主义战争输送炮灰——而非真正关心他们的生存与发展。
5.新型反革命：扛着彩虹旗反彩虹旗
面对性少数群体的抗争，资产阶级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但它已无法再单纯依靠粗暴的暴力镇压，便演变出“扛着彩虹旗反彩虹旗”的新策略——以政治正确之名，篡夺运动的领导权与话语权。
首先，在组织层面，资产阶级常借“性少数贵族”或企业高层中的LGBT代表，介入或掌控社群领导，以阻断性少数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结合，使运动保持温和的改良主义色彩。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所揭示：“帝国主义通过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使得一部分工人阶级获得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从而在阶级斗争中站到资本家的立场上。”同样地，那些被“收买”的性少数精英，会奉资产阶级之命，制定脱离大众利益的斗争策略，仅提出有限改良目标。
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媒体大肆宣扬“政治正确”，同时又通过影视、晚会甚至体育盛会将性少数形象妖魔化，以分裂工人阶级。例如，有评论指出，2024年法国奥运会开幕式中对性少数的刻画，反而加深了国际社会的偏见。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意图在异性恋与同性恋、顺性别与跨性别工人之间制造对立，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性别与性取向的对抗。此种“分而治之”策略，其实与历史上借助种族歧视挑动白人工人反对黑人工人、亚裔工人的做法殊途同归，皆旨在削弱真正的阶级团结，防止无产阶级形成统一战线。
瑞士红星党（马列毛主义）的同志们敏锐地指出：
"所有这些形式的压迫，尤其是经济压迫，都会导致酷儿越来越贫困化，他们每天都无家可归、失业，必须转向卖淫或轻微犯罪才能生存、吸毒等等。随之而来的趋势是酷儿群众的流氓化，其作用是为“守规矩的”酷儿提供进一步的榜样，同时成为阶级和人民要普遍清算的一部分。”
6.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是唯心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长期流传着两种误解：一是将性少数视作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投射；二是将性别多元化定性为唯心主义幻想。对此，我们可以从历史与现实数据两方面予以澄清。
首先，性少数身份并非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明”，而是与人类社会共存的历史现象。早在封建社会，《宋史》中就有跨性别者“宣和六年，都城有卖青果男子，孕而生子，酵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的记载；原始及古代文明中更广泛存在对第三性别的认可。彼时社会结构仅有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根本不存在“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说，由此可见，将性少数归为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产物，逻辑上便自相矛盾。
其次，如果性少数真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为何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他们进行大规模镇压与歧视？英国、德国、美国等国曾以刑法、精神病院乃至纳粹集中营对性少数实施迫害，其根源在于性少数身份对资本主义核心家庭——即无偿再生产劳动力的结构——构成根本挑战，而非所谓“思想保守”或“道德败坏”。
最后，现实的社会学与统计数据更加印证了性少数的被压迫地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报告，性少数的大学本科学历比例仅为49.4%，低于非少数群体的52.0%；其中间性人和跨性别者的辍学率超20%。另据联合国《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跨性别者失业率高达11.87%，是同期城镇登记失业率（3.97%）的三倍；已完成学业却未就业者占8.22%，感到就业困难者占16.25%。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性少数并非“特权群体”，而是因阶级与性别双重压迫而陷入更加严峻困境的被剥削对象。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起源、制度冲突，还是现实统计来看，性少数既非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非唯心主义的“幻想”，而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被系统性边缘化与剥夺的阶级群体。
多元性别绝非唯心主义的虚构，而是与人类自身历史同样悠久的客观存在。正如前文所述，早在古代社会就已有关于第三性别与跨性别的记载；在当代生物学层面，也不止两种性别的分类：例如我所熟知的天生的双性人“扶她”，既拥有男性的器官又拥有女性的器官，那么请问扶她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再比如说，正常的男性通常只有一个X和一个Y染色体。而克氏症候群患者有两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患者可通常会出现一些女性化特征，如较大的乳腺发育（男性乳腺发育），以及更少的体毛。那么请问，可是症候群患者又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若硬要局限于“男性”与“女性”两种范畴，便无法回答扶她或 XXY 患者的性别问题，这恰恰是否定科学与个体经验的唯心主义表现。
综上所述，性少数与多元性别是人类正常而持久的现象，既不隶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非任何阶级的专属符号，就如肤色或血型一样不受阶级界限的束缚。唯有否认这一天然与历史共存的多样性，才是真正的“性唯心主义”。
7.马克思主义与性少数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者对性少数解放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奥古斯特·倍倍尔，便是公开为废除德国刑法第175条、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早期政坛人物之一；他在科学人道委员会请愿推翻该条款的署名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美国，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曾长期将“消除并改造同性恋者”作为斗争目标，直至2001年才正式废止此项立场，并转而坚决支持LGBT权利运动。同样，在菲律宾，新人民军公开声明支持同性恋者参军、承认同性伴侣关系，并承诺在革命胜利后以立法形式巩固性少数权利。1992年，菲律宾共产党第十次中央委员会全会首次明确承认建立同性关系及性别自我认同的权利；自2005年起，其控制区甚至主持并庆祝了当地的首场同性婚礼（在全国尚未解放地区，相关行为仍被禁止）。
在欧洲，不少共产党也公开支持LGBT群体争取婚姻平权，有的在党内设立专门的小组，如德国共产党旗下的“德共酷儿”组织。2019年，瑞士红星党（马列毛主义）苏黎世支部成立时，即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性少数解放》的宣言，系统阐述了这一议题。
正如一位被囚禁的秘鲁共产党员在1994年所言：“党员资格应向所有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信奉马列主义、毛主义及贡萨洛思想的人开放，无论其性取向为何。”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其价值由其对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与奉献决定，而非性别或性取向。
至此，全球各地的马列毛主义政党普遍将性少数解放纳入自身的革命纲领与斗争任务之中。
8.如何对待群众中的落后思想
马克思曾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性少数的歧视正是这种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表现。而无产阶级群众也并非天生免疫，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和污染。
正因为如此，我们作为马列毛主义者，作为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就必须勇敢地走在群众前头，引导他们前进，而不是跟在他们的自发性后头搞尾巴主义。这要求我们必须和群众中的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思想作坚决斗争，逐步肃清这些资产阶级的毒瘤。
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意识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除非工人们接受了培训，能够对所有暴政、压迫、暴力和虐待事件做出反应，无论受影响的是哪个阶级……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角度做出反应，而不是其他。”我们要责备的不是群众落后，而是我们自己落后于群众运动，因为我们还没能以有组织、有力的方式去揭露那些触目惊心的暴行。
托尼·克里夫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中回答过类似的问题：
“假如站在你旁边和你一起罢工的工人是个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人，你有三个选择。你可以说“我不要和这样的人一起罢工！我要回家！那里没有种族歧视！”这就是宗派主义，因为如果“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的话，那你必须选择和他一起罢工。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简单的逃避这个问题。有人发表了种族歧视言论然后你就假装没听到，并说“今天的天气真好啊！”这就是机会主义。
第三种选择是你与这个人争论，反对他的种族主义，与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作斗争。你和他反复争执，如果你说服了他，那很棒。但如果你没有说服他，那么当工贼们来临的时候，你仍要和他联起手来阻止工贼，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我们对待那些持有保守思想的工人群众，也应当采取同样的态度。我们的目标不是排斥他们，而是帮助他们逐步摆脱那些根植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保守偏见。这是一项深刻而耐心的思想斗争。
如毛泽东所言：“批评人民的缺点是必要的，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保护和教育人民的全心全意的热切愿望出发。把同志当作敌人，就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
9.关于苏联性少数权利问题的回应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基本上废除了所有沙皇政府的法令，其中包括排斥同性恋的法律，这使同性性行为在革命的苏维埃俄国实际上合法化。在这一议题上，苏俄一度成为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之一。当时，在英美等所谓“民主国家”，同性恋者仍然面临监禁与社会歧视，而在苏维埃俄国，男女性少数可以公开地与伴侣共同生活，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
然而，这段历史并未持续太久。1934年3月，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重新将同性恋刑事化，全境范围内再次开展对同性性行为的惩罚，涉案者将面临三至五年的徒刑。
同性恋的再度刑罪化，是斯大林的包办替代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产物。瑞士红星党认为：
“性形而上学特别危险，如果不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打击，它就可以而且将会被输入共产党和组织。性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以保卫资产阶级家庭为核心的……这是斯大林同志和后来的修正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和鲍勃•阿瓦基安提出的论点，当时他们还是共产主义者，并曾为反酷儿的立场辩护……英国共产党的哈里·怀特同志，他对斯大林同志的性形而上学的批评是“反潮流”的完美表现，并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分析酷儿问题。”
美国女同性恋马列毛主义组织“洛杉矶研究小组”在其著作《科学分析同性恋问题》中指出：
“但苏联的经历是特殊的，因为该国的人口刚刚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中锐减，工业化进程也刚刚结束。当时，发展刚刚起步，另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继续生存都成了问题。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鼓励增加生育的措施，如禁止堕胎和同性恋、增加离婚难度、为生育更多子女的家庭提供物质奖励等。”
但同时，该组织也进一步提出批评，认为斯大林没有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不是用教育和说服的办法而是搞包办替代主义和官僚主义：
“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对复杂而严重问题的机械处理。我们认为，党在当时采取的这些行动没有发挥群众的作用，因为它们选择的是僵硬的法律和物质、经济激励措施，而不是群众教育和说服。他们没有把问题背后的理论带给群众，而是为群众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使用资本主义手段来满足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发展社会主义方法来解决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