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批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唯生产力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扭曲为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它的危害极其深远，对其理论和政治上的清算刻不容缓，恩格斯早就对此说明：“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非机械的“单向决定”关系，而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统一体中，生产关系具有理论和政治上的优先性，尽管生产关系终究是由生产力决定，但生产力的发展仅仅只是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前提条件。
阿尔都塞在《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中就明确指出：“在构成了某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定统一体中，是生产关系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并在其规定的客观限度内起决定作用。”，列宁和毛泽东的实践也早已证实了这一点。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如果列宁和毛泽东真的接受了这个论点（唯生产力论）的话，他们怎么可能最后成为党和群众的领袖并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呢？” 马克思晚年曾借用古罗马史中卡夫丁峡谷的典故，探讨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并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在1881年致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他明确指出：“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将其运用于公社之中。”这里的“公社”指的正是俄国农奴制下的农村公社，马克思认为，这种公社可以在革命的推动下，被改造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从而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迈向社会主义。 列宁在反驳“俄国生产力不发达，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时，曾坚定地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文化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1923年《论我国革命》）这一论断鲜明地强调了生产关系变革的优先性——即先进行革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进而推动生产力的跃升。 唯生产力论不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叛，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背叛。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亦驳斥了机械唯物论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僵化理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現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 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换言之，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不是发展生产力的阻碍，反而是其根本动力。 这里肯定会有人问：既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优先性，那生产力又是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的呢？事实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并不是一种线性的、直接的决定，而是一种间接的、辩证的决定。换句话说，生产力的发展不会自动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是为这种变革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能生产出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因。 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形态的更替，都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为新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可能性，但最终是否实现变革，则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例如，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封建制度的缝隙中悄然生长，手工工场、海外贸易和资本积累迅速发展，这些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物质条件。但如果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的1640年革命、法国的1789年大革命，封建生产关系仍可能长期维持，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如现代大工业、全球化生产体系）使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但资本主义绝不会自动崩溃，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最终打破这种束缚，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没有大工业，没有工人阶级的成长，没有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最强大的生产力，并不是科学技术或资本积累，而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同样强调：“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更是掷地有声地宣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然而，修正主义者们却刻意扭曲生产力的概念，将其狭隘地等同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他们认为，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与发达的经济，就无法完成革命和建设。他们忘了，真正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数据，而是千百万怀抱革命理想、敢于斗争的无产阶级。只要在先锋队的领导下，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投入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本身就是最强大的生产力，足以弥补一切物质条件的不足。 我们的唯生产力论者无法理解这一点，正如法国毛主义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在《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一阶段》里所指出的：“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经济主义’有一种趋向于把生产力和生产的物质手段等同起来的特点，它否认主要的生产力就是生产者自己。因此，‘经济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新的生产手段和技术知识的积累，而不是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 最困难的事情不是推翻旧的统治阶级，而是消灭旧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揭示，单纯依靠法律层面对公有制形式的确认，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阶级差别及阶级斗争。这是因为社会阶级的实质并不体现于所有制契约的文本形态，而是根植于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即便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框架下，资产阶级仍可以通过几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再生。值得注意的是，新生社会主义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仍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形式，这表现为社会资源占有方式、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机制中残存的等价交换原则。 基于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必要过渡形态：“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法兰西阶级斗争》）要实现对社会关系的根本性改造，关键在于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纲领，将生产关系变革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位置。正如贝特兰所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改变所有制形式，而且还要改变社会占有的过程，并从而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三、生产关系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先导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唯生产力论者所鼓吹的“先发展生产力，再改造生产关系”不过是虚妄之谈。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生产关系，使资本主义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发展，推动美国迈入工业时代。正是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打开了生产力发展的新天地。 更鲜明的例证来自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时期，中国的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生产关系，实行政治挂帅，推行“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旧的社会关系，强化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掌控。贝特兰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中详细分析了文革时期的生产关系改革，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如工人管理小组，它是群众和干部之间的桥梁，通过召开车间、班组会议，征集工人对生产计划、产品质量、投资项目等方面的意见，实现工人对工厂的管理。 贝特兰认为文革中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工人们一直以来通过改变劳动分工、消灭生产单位中的等级关系、掌握管理权、掌握专业技术的斗争，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的斗争的必然结果。”并由此得出结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在社会生产力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居于统治地位。相反，生产力的发展从不直接决定生产关系的转变，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变经常是各种阶级意志相互影响的产物，也即，阶级斗争的产物。”所以，生产关系的变革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时期生产力如此发达的西方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而中国却走在他们前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文化大革命不仅扫清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陈旧关系，更证明了唯生产力论的彻底破产。